4月18日，“读懂中国·湾区对话”专题论坛在广州举办。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在论坛上接受采访时表示，珠江三角洲企业转化能力是最高的，香港的优势在于科研创新和人才体系，大湾区11个城市结合起来，“大家都能出彩”。

不管是“十四五”规划，还是开年后的第一会，“高质量发展”频频被广东提及。郑永年认为，不能简单地把GDP的增长等同于高质量发展，不应再追求以前简单的、数量扩张型的GDP增长，而是追求增加国民财富的GDP增长，“比如，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的水平有没有切实地提升。”

而经济高质量发展更核心的要素在于“技术进步，以及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升级”。他指出，目前从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的角度看，中国还处于中等技术水平，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一就是要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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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郑永年的分析，“中等技术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优势承接发达国家成熟产业的产能转移。但长期下来，由于跨国公司始终将核心技术保留在母国，仅将成熟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一旦成熟技术转移的红利被收割完毕，而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又不能成功打开技术赶超的空间，其经济增长就会进入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

以珠三角为例，“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非常发达，在过去30多年里主要是以应用技术为主。假设我们现在的中等技术水平大概在4到7级，下一步就是要在应用技术上再进一步，做到8到10级，同时又要努力实现0到1的突破。”

郑永年提出，高质量发展有三大条件，“第一是必须拥有一批具有基础科研能力的大学跟机构；其次，必须有一大批能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跟机构；第三具有支撑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的金融机构。”

而如果粤港澳大湾区各地能够加强融合，恰好就具备了这三大条件。例如香港具备完善的科研创新体系，多所高校排名全球百强以内，是大湾区人才输送的重要来源。

在应用技术方面，珠三角企业拥有很高的转化能力，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下成为世界制造工厂。

不过内地湾区在金融方面相对是短板。这一短板或许可以通过香港补上。香港在国际上的金融地位和竞争实力可以和华尔街媲美。在他看来，“粤港澳大湾区跟中国其他区域相比有比较优势，这个比较优势是香港。”

“现在的世界是，人才去哪里，资本就去哪里。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关键是资本和人才，人才是最重要的。”郑永年观察到，美国2/3的独角兽初创企业，由第一代移民或第二代移民创办，移民带来的思想文化冲撞，是激发创新的重要因素。

目前，不管是大湾区还是全国，都面临要从“从1到10”的应用型技术转向“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的命题，推动自主研发、促进产业升级尤为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率先探索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区域，发挥三地各自的优势， “11个城市融合发展，在科技创新、教育人才和金融方面持续发力，大家就都能出彩。”

与此同时，内地湾区也正加速发展新兴领域。此前，深圳发布了“20+8”政策，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拥有根基雄厚商贸基础的广州，也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方面培育出一批独角兽。

在郑永年看来，广州甚至可以将赶超国际先进城市作为目标，“叫板”比自己更先进的城市，例如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