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苹果的“御用代工厂”，鼎盛时期在国内拥有超过百万员工，富士康集团在国内外可谓是鼎鼎大名。自从郭台铭在1988年跨过海峡于深圳投资以来，富士康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工厂，成长为如今位列“世界五百强”前列的鸿海帝国，而其经营的业务，也由简单的电视机旋钮和连接器，扩展到如今3C产品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集群。

可以说，富士康成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代工巨头，其崛起，离不开广袤的中国市场，也离不开数以百万计的国内员工，而它的成功，同样印证了中国经济自对外开放以来的沧桑变化，涅槃重生。可是，作为富士康创办人的郭台铭却在对待大陆市场的态度上一直摇摆不定，并曾一度放言：“富士康投资大陆是给大陆人赏饭吃”，而当下，富士康在面临转型的同时，也在不断尝试摆脱对大陆市场的依赖，持续加码对东南亚、印度等地的投资，似乎看上去富士康真的要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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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节点，富士康加速产能外迁

长期以来，富士康一直都以下游的代工业务而闻名，尤其是同苹果的合作，让富士康真正体会到了一把“苹果树下好乘凉”的酸爽，伴随着同苹果的深度绑定，富士康的业务得到飞速地发展，于此同时，其对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自有品牌的执著也丝毫未减，2016年，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一举收购老牌日企夏普，震惊日本列岛，将富士康摆脱代工厂标签，做自主品牌的野心彰显地淋漓尽致。

同时，富士康在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以及工业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也是频频发力，似乎，富士康并不满足于已有的商业版图，这头工业巨象，也亟待产业调整与转型，在数字化智能化的道路上，上演一端与时俱进的狂飙。

当然，即便面临产业转型，电子代工依然是当前富士康的核心业务。在大陆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困扰下，富士康逐步将目光转移到了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廉价的南亚和东南亚地区。

无独有偶，苹果方面近年来也在不断加大供应链从中国外迁，以减轻制造成本的尝试，于是，富士康同苹果一拍即合，加紧了对越南、印度等市场的投资力度，并计划逐步将iPad、Airpods，乃至iPhone转移到对应的海外工厂生产。最近，富士康更是突然行动，连价值3000亿的产能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区。

截止到当下，富士康已经在印度钦奈等地建起了专供苹果产品的产业园区，其鸿海系旗下的一众供应商，也苹果的要求下，已经在印度落地。可以说，增加中国之外的海外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富士康出于减少风险的考虑，当然，这也可以看做是对大陆市场的算后账。

不论是苹果还是富士康，印度以及越南这些国家，不但可以提供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而且这些国家本身就是亟待开发的消费市场，投资这些地区，不但可以在生产过程中榨取劳动力的剩余价值，产品生产出来后，当地消费的蓝海市场，也为它们提供着潜力巨大的商机。

理想丰满，富士康的风险和挑战不小

正如我们所言，投资南亚和东南亚，廉价劳动力丰富，消费市场潜力惊人。可是，同中国大陆不同，越南也好，印度也罢，富士康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和消费习惯都同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而且，在企业的管理与融合上，中国大陆同台湾地区同文同种也同属一个中国，在文化以及交流上基本没有任何障碍，消费习惯和市场环境也几近一致。相比之下，富士康的海外投资目的地，就没有这样的便利了。

就拿目前富士康印度工厂来说，因为社会环境以及当地文化的差异，印度员工对于加班就很是排斥，这导致工厂的产能很难提升。而且，由于印度在相关工业领域缺乏必要的技术积淀和产业工人，这导致当地的产品良率较国内差距很大，交货进度也相对拉胯。

更何况，连网友都调侃“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印度的营商环境向来对外资企业不太友好，政策不稳定、法律法规不完善，都给富士康等果链企业在当地的立足，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所以，对于富士康而言，投资东南亚与南亚地区，从人口红利上来说，确实有利。但是考虑到这些地区在产业配套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不足，很难形成同中国一样完备的产业链条与配套集聚，所以，尽管富士康等外资产商迁往南亚和东南亚，但在很多零部件等产品的供应上，依然严重依赖中国，而短期内，这种依赖也很摆脱。

对中方而言，低附加值产业的转移已经是大势所驱，尽管富士康等外资企业产能的调整会给我们带来就业上的阵痛，但是，通过提高科技投入，提升产业生产率，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劳动者专业素养，凭借中国大陆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的地位，即便富士康“算总账”，大陆市场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机会并抓住未来的发展机遇。